王铭刚考察完天津南开大学附近的一处公寓，又马不停蹄的跑去北京南五环的一个号称比拼后海的水景项目。他和他的100多个温州老乡们在这个楼盘投资了150套房子，总价超过1亿元，10月底就可以交房了。

　　作为一个普通的温州布料商人，王铭和众多温州人一样，喜欢在北京、上海四处寻找房地产投资机会，经常实地考察之前就买下房子。但这次他去看房，惊讶地发现该楼盘离市中心如此之远。出于对房价波动的担心，他希望能和开发商签订包租协议，否则就要退房。

　　“其实退房也只是说说而已，毕竟大家都觉得房价还有上涨的空间。前一阵子比较火的煤矿现在也不好做，把钱存在银行里又怕它贬值，可又有什么别的投资机会呢？”王铭也有些无奈。

　　抽身与新出路

　　“到2004年末，温州民间资本突破3000亿元，目前有400亿元游资正急于寻找出路。”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近日发布的《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引导研究》显示。“这些资金渴望能够进入金融和基础设施领域。”该报告称，“像交通设施建设、供水、供电、供煤、垃圾处理等行业，只要没有投资壁垒，温州民资都愿意尝试。

　　“江浙一带整个民间财富都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以煤炭、铁、铜为代表的矿类。”著名风险投资机构融勤国际中国区总裁孙红伟说，“中国金融在全世界看来是比较落后的，浙江的金融则是一个缩影。”

　　温州民间资本在房产、煤矿等领域大量投资，虽然收益可观，但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不可小觑，尤其是温州炒房团拉高了各地的房价，遭到当地媒体的口诛笔伐。

　　“类似炒房、炒煤等投资行为毕竟只能短时间为之，不能成为民间游资流向的长远之计。”上述报告称。

　　而且，炒作房地产、能源等没有规划的投资并不能提升温州本地的各个产业，反而带走了本应用于研发和产业升级的资金，对民营经济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带来损害。

　　但是回过头来看，民间资本涌入房地产并不奇怪。较低的进入门槛、便捷的退出机制和高额的利润，几乎不需要多少行业专业知识、风险控制能力和技术分析支持，即可让自己的资金在房地产上翻腾，尽管非理性的成分在房地产的民间投资者里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而政策的突变则使民间资本在这场打击里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作为房地产市场主要的赢利者之一，他们同时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市场风险，于是一夜之间深陷泥沼，动弹不得。

　　“现在很多温州人一边要偿还巨额的银行按揭贷款，一边房子又租不出去，也卖不了好价钱。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把房子给银行了吧？那就彻底损失了。”王铭叹了一口气，“只有寄希望于以后还能升值了。”

　　没有被套牢的幸运者则已经逐渐抽身于房地产，寻找下一个逐猎的目标。

　　“能源、基建已然成为温州民间资金的投资重点。”一位温州民营企业家称6之前有消息称，一批温州人正在山西开采煤矿。

　　曾经隆重吹开房地产泡沫的资本是否又将能源和基建业重演一场好戏？依旧是低壁垒、易退出和高利润诱导下的资本大举进入。民间资本仍然是在逐利中探寻财富增长，投资的非理性似乎没有太大改变。

　　今年8月，百度登陆大洋彼岸的纳斯达克之后，中国内地互联网投资的热潮被再度引发。然而，一向嗅觉灵敏的民间资本这次是否也会闻风而动，转换投资方向，在风险投资中寻找自己的新出路？

　　蝉蜕与高风险

　　“如果是从资本逐利的天性来看，风险投资对于民间资金来说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专事海外上市财务顾问的锦瑞咨询主管合伙人刘荣说，“因为操作得当的风险投资，其回报率要远远高于房地产。”

　　“软银亚洲基金从2001年建立，到目前所实现的年平均回报率(内部收益率)超过90%。软银投资的阿里巴巴有几十倍的回报，IDG从百度获得的回报则超过70倍。” 刘荣说，“房地产能有20%-30%的年回报率就不错了，何况现在市场状况还那么差。”

　　根据科技部的《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2005》，从2004年风险投资的资本构成比例来看，政府、银行和国有独资公司占有46%，外资为21%，个人资金占3%，其余为各类企业资金。

　　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应该是政府资金做引导，民间资金做主导。但目前国内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却是政府资金为主，外资努力掘金，民间资金则迟迟没有进入。

　　“不是不知道互联网赚钱，也不是不愿意投，而是不敢！”这是记者采访众多温州炒房人士的一个共同感受。

　　互联网的行业特性则将民间资金在向互联网风险投资转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放大了风险。

　　“说实话，我们对高科技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小孩上网聊天打游戏，除此之外对网络一窍不通。”王铭说，“投资房地产赔了，可能只是赚得少一些而已，好歹还有房子在那里。互联网投进去，万一没成功，恐怕连个影子都看不到，只能抬回来几台电脑。”

　　风险投资的回收周期通常在5到10年之间，在此之前可能根本看不到任何赢利，这也是习惯传统行业投资的民间资金所无法理解的。

　　“首先是产业基金法尚不完善，政策环境还不到位。”孙红伟说，“民众参与性与认知度低。即使到目前为止，外资机构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但是江浙一带的民众对于风险投资还不是很了解。”

　　作为“耐心产业”和“富人游戏”，风险投资的成功率能有10%，可能就不会赔钱。但是对于中国民间资本目前比较“实”的心态而言，这种高“赔率”是根本无法承受的。

　　一家在浙江已算是较有实力的民营投资机构负责人士就曾向记者坦言，他们到目前为止的投资只限于那些相对已比较成熟的项目，而对于那些风险较高、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是不会涉足的。

　　人才瓶颈则是民间资金无法涉足高科技领域的致命因素。

　　“我们知道怎么买房子，也知道挖煤能赚钱。但是要和我们讨论互联网，说实话，真的不懂。”一位江浙炒房人士坦言，“我们曾经和中关村一个做C2B电子商务平台的企业谈过投资的事，但最终没有谈成，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懂电子商务的人才，对风险不好把握，所以也不敢贸然进入。”

　　此外就中国内地目前的市场条件而言，退出机制存在的问题成为了民营资本进军风险投资最大的一根“软肋”。

　　对于众多民营资本而言，中国股市中“中小企业板块”的设立应该说是为其风险投资的退出又打开一扇门。但是，内地股市持续低迷，股改尚在路上。很多民营企业依然不愿意选择在内地IPO。

　　民间资本作为内源性资金，只有通过并购和重组这一“不情愿” 的方式退出，也是其投身风险投资的一大障碍。

　　事实上，民间资本并非与风险投资天然绝缘。在温州兴盛多年的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风险投资的雏形状态。由于银行出于控制风险的角度，不愿意向创业初期的企业发放贷款，民间借贷则自发性地承担了支持创业投资的职能。

　　民间借贷与风险投资在新创企业的资金投入性质上存在本质的区别。股权性的风险投资比债务性的民间借贷具有更大的风险，同时民间借贷的双方可能原本就存在密切的商业联系，这也是完全陌生的风险投资商与新创企业所不能比拟的。

　　“2004年江浙一带成立了一些政府而非民众主导的风险投资机构，但没有见到实际行动。”融勤国际中国区总裁孙红伟说，“在我们看来，江浙民间资金转化为风险投资，作为个案是可行的，但要大规模转变，可能还需要一定时间。”

　　“还是需要政府或者企业继续引导，民间资金才愿意跟进。可以推广普通民众都可以投资的风险投资基金，由专业风险投资人员操作，才会有中国的软银出现。”刘荣表示，“当然江浙民众是否信任风险投资基金，是否愿意把资金投到基金里去，还需要专业人员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