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说，应该向蒋多多学习，用自己的前途来和高考制度做“必输博弈”。但是，当有人做出了我们敢说却不敢做的行为时，我们是否至少应该表达内心的尊重？其实蒋多多期待的也只是引起社会重视，而不是奢望大家都把她当成学习的榜样，前赴后继下去。
显然，“蒋多多笑话”之所以在人们的思维中生成，重要的不是其行为离经叛道，而在于其结果是堂吉诃德式的“大战风车”。在大多数人看来，蒋多多的举动只能葬送自己的前途，而不会在制度上产生任何改变。大家都已经安于现状，顶多在嘴皮子上发发牢骚，竟然有一个人以为在考卷上发泄不满就能触动制度，怎能不是笑话呢？
明知是一个有瑕疵的制度，但是大家早已习惯与之和平共处，当有人试图以一己之力对抗制度的不公时，人们都发出了爽朗的笑声——这不该作为反证制度合理性的证据，而只能证明改善制度无望给人们造成的“习得性无助”心理。
“习得性无助”缘自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做的一项经典实验：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以难受的电击，狗在笼子里无处可逃。多次实验后，在给电击前，先把笼门打开，蜂音器响了，狗不但不逃而是不等电击出现，就卧倒在地开始呻吟和颤抖——本来可以主动地逃避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深陷“习得性无助”困境里的人们，已经无奈地坚信高考弊端的阶段性不可更改。此时，不自量力的蒋多多站起来挑战制度的“电击”，于是就成了一个笑话。
编辑： 作者：523770876 时间：2006-7-8 9:16:02 来自：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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